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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三代帝王爱学习

作者:赵立波 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版权所有: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19-05-13 14:24:22 阅读  1976

一、顺治也曾“入学难”

顺治十六年(1659年),广东籍的高僧木陈忞与年轻的顺治皇帝有过一次长谈,其中有一段顺治关于自己学业方面的感叹:“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北游集》)

以此可见,福临在继位之初,并未受到多大重视,在当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位摄政王的操控下,其在当时能否成为真正权力拥有者,非常值得怀疑。当时的都察院长官满达海等人上书,建议多尔衮对福临进行教育培养:“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幼冲,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多尔衮虽然没提出明确反对,却敷衍说:“上(福临)方冲幼,尚需迟一二年。”

顺治元年(1644年),小皇帝福临在多尔衮入关后也被护送到京,一个月后,户科给事中郝杰又奏请为小皇帝开设经筵讲学,“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以此让小皇帝接受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多尔衮又以顺治皇帝的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总而言之,承认建议是好的,但就是借故拖延,不让福临读书。有谁想到,虽然名义上成为清朝的皇帝,却连基本的“入学”问题都成了老大难。

转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奏请顺治读书,认为自古帝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而且“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顺治传》)。

可见小皇帝福临的入学问题成了新朝廷的焦急之事,多尔衮对他们的奏章不予理睬,就这样,福临的学业被耽搁下来,由此可知,多尔衮对福临教育拖着不办掩藏着不可告人的最终取而代之的目的。直到福临九岁那年,三十多岁的多尔衮猝死,让福临脱离了多尔衮的掌控,开始获得了学习的权利。

从十四岁亲政开始,顺治还在恶补小时“失学”造成的学业荒废,僧人木陈忞对此形容顺治这段读书的经历:“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北游集》)木陈忞还记了一件顺治读书的往事:有一次,侍臣抱了一大堆书,约有几十本,皇帝对他说:“此朕读过的书,请老和尚看看。”木陈忞一看都是《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经典书籍,还有元代著作,“无不毕备”。对历代君王,顺治多与臣下沟通品评,在群臣一致认为唐太宗是最佳贤君时,顺治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

除此之外,他还很擅长对《水浒传》《西厢记》的点评,还曾向外界打听金圣叹,可知读书极广。顺治多才多艺,写诗绘画无所不通。在其去世多年后,礼部尚书王崇简看到顺治画的山水小幅,感慨地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最后由衷赞美说:“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连倪瓒和黄公望有的地方都比不上,真是天纵之才。”

十四岁的少年福临,虽然此前已经举行过两次即位大典,却更多只是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物,因为年幼,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叔父多尔衮处理,这个摄政王才是清朝入关后的绝对权威人物。多尔衮三十九岁猝然离世,福临顺利逐渐接掌权力。亲政不久,这个小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对议政王大臣下发谕旨:“国家政务,悉以奏朕。”一个悉字,强烈表达了这个少年天子急切抓住所有权力的迫切心情。这场亲政大典办得相当隆重,福临成了清朝入关以来第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帝,当时端坐在太和殿的福临,接受诸王群臣的上表庆贺,顺治精神风貌都非常不错,朝鲜使臣形容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这种举手投足的分寸掌握,处处显示这位大清帝国主人虽然掩饰不住青春稚嫩却也多了一层稳重和精彩。仅仅在一个月后,这个小皇帝就发起了人生中第一场清算风暴,在收集已经死去的多尔衮十一条“大罪”后,顺治正式下达他人生中第一条最重大的旨意:“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多尔衮)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同时对多尔衮进行最残酷惩罚,当时的一位西洋传教士还原了这个场面:“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鞑靼战纪》)。紧接着,顺治又对在朝的多尔衮余党等进行清算,大学士刚林和祁充格均被这个新皇帝判处死刑,没收家产,妻子为奴。包括吏部尚书谭泰被顺治也下发旨意:“谭泰着即正法,籍没家产,其子孙从宽免死。”多尔衮心腹冷僧机被“姑从宽免死为民”,面对一道道气势汹汹的旨意,所有人才强烈感到,这个新皇帝虽然年轻,但其杀伐决断,俨然成了清朝最强势的人。

这些严酷清算多尔衮,均是顺治对其阻挡他学习和专权作威的清算和报复。

顺治由于早年被多尔衮阻止读书学习,在亲政后发奋努力,不得不说是一位勤劳学习,天资聪颖的清代一流人物。虽然自己说出自幼被“娇养”,其身上也蕴含了一种要强甚至暴烈性格。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传教士汤若望说他“有一种火烈急暴的脾气”,顺治将这种脾气用于学习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条件。虽然执政时期不长,却显示了顺治治国理政的高超水平,遗憾的是,他最终因天花过早离世。

二、康熙的西学

1692年的2月2日,康熙召集众大臣在乾清宫门前观测日影。按照惯例,皇帝召集大臣必然是探讨紧要军国大事,在新年刚过,康熙竟然搞了一次“科学”活动,让在场的大臣们也觉得非常意外有趣。当天康熙讲了很多前所未闻的内容,比如音律与数学的关系、圆周率、日影如何观测,以及正午时分日影大概多长,会到什么地方等等。在观测日影时,让大臣们在一旁等候,到了正午,日影果然按照康熙预测的地方停止。大臣王熙赞叹说:“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张玉书也称颂说:“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以前学识浅陋,固守陈言,而不知其迷惑也。”康熙的视野在当时极其前卫豁达,针对天文方面问题,他曾对大臣们说:“朕留心,而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走闻午正三刻,朕喜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东华录》)

康熙学习西方知识开始于登基的第七年,南怀仁等传教士给他编纂了《西方答问》《御览西方要纪》等西方专业知识的启蒙课本。在集中学习西方知识方面,康熙拜南怀仁为师,“帝虽年幼,甚明敏,好学不倦,尤酷嗜西学。日召怀仁入内廷,如是凡五月。辙留之终日,使之讲授数学、天文”。1689年,清初大数学家梅文鼎向康熙送来自己的《历算疑问》一书,康熙颇为自信地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清史稿》)。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研究,康熙对其所呈递历算研究成果给予了学术肯定:“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梅文鼎传》)以此可见,康熙的数学修为堪称大师级别。

除此之外,康熙还跟随利玛窦神父学习《几何》、西方哲学、风俗音乐等,可见康熙对西方学问的确痴迷。

在康熙平定三藩后,更加有闲暇学习西方知识,他还要比利时神父用汉语讲解数学、几何和算数的实际应用,又要学习生理解剖等学问,甚至让传教士在宫廷中建立了实验室,制造了许多中丸、散、膏、丹等药物(白晋《康熙帝传》)。

康熙曾感慨地说其学习西方知识的原因:“尔等惟知朕算数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清圣祖实录》)

康熙皇帝骑射像
图注:康熙皇帝骑射像

在康熙的带动下,一时之间,清朝的宫廷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与此同时,康熙已经注重从个体学习上升到系统培养,建立了科学社团风潮。传教士白晋说:“这个皇帝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皇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制造的各种作品为样品,鼓励工匠与之竞赛。”(《洋教士看中国宫廷》)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老皇帝康熙兴致很高,原来一个叫德理格的传教士将一小管琴献给老皇帝,并当面演奏。听着新奇而悦耳的演奏,老皇帝顿时觉得身心舒畅,难得的放松。虽然这已经不是康熙第一次接触西洋乐器。法国传教士南广国也曾为康熙制造乐器,并对当时宫中所存有的西洋乐器一一为康熙进行表演,“有内造西洋铁丝琴(钢琴),弦一百二十根,上亲抚《普唵咒》一曲”(《高士奇蓬善密记》)。由此可见康熙对西洋乐器不仅不陌生,而且能够弹奏完整曲目,没想到,厚厚的宫墙竟然飘荡起西方乐器弹奏出的中国风,而这个弹奏者竟然是大清的康熙皇帝。

据记载,西洋乐器在明代就已经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中国,并将一架击弦古钢琴送入皇宫。当时的万历皇帝对此感到非常惊奇,当悠扬的乐曲弹奏起后,古老的宫廷瞬间吹进了不可言传的新鲜乐感,随即下令教坊司选出四名太监学习钢琴。

康熙对西方的许多东西均非常感兴趣,除了大胆服用西药和使用一些西方科技外,在艺术范畴内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西方的音乐,不光自己喜欢,还希望自己的几个儿子都能在这方面有更高的理论造诣。当时在宫廷的传教士奉康熙命令教授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西洋乐理。康熙并且为此还专门下了谕旨,对学习乐理提出了专业要求:“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要是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明明白白说与德理格,着用他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再亦着六十一管教他们。”(《康熙与罗马世界关系文书》)

以此可见,康熙在当时就已经对西洋乐器有了高度的认识,认为艺术最重要的并非简单表演而是熟悉其中蕴含的理论。曾担任过康熙特使的法国耶稣会教士白晋,回国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的汇报中这样评价康熙:“他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够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康熙皇帝传》)以此可见康熙对西方乐器的熟悉程度和自己的突出的艺术天分。

在康熙的亲自带领下,清代初期的西学在东方显得颇为“高大上”,给这个帝国注入了颇为新潮前卫的气息。

三、雍正的学问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的一天,雍正在给镇国将军的奏折上批示道:“你的这一本书内之言,皆朕孩提时背诵之文,并非神奇众人不会奥妙之学。著你作速悄悄销毁,勿令人看后讥笑。”又对他说:“心可取而学问识见不及。”对臣下学问的嘲弄,可见雍正对自身的学问非常自负。

毋庸置疑,雍正的学识根底较为扎实,这与其父康熙非常重视儿子们学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在如何培养儿子教育问题上也体现了作为父亲对儿子们寄予了深切的希望,给他们分别找到当时学问、道德最好的老师,雍正作为其中之一,是主要参与者和受益人。他从小便学习满文和汉文,后来还曾回忆自己小时的学习生活:“幼承庭训,时习简编。”

到了青年时期,由于诸位兄弟间开启了残酷竞争,雍正终日醉心佛学典籍,参禅问道,给外界一个超然物外的印象。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亲自编辑《悦心集》,使得在其父眼中,这个皇子恪守礼法,善于学习而心性淡泊,无疑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雍正打造的刻苦学习的青年形象给康熙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登基之后,雍正依旧将学习贯穿始终,为了“敷政宁人”,通过举行经筵,提高当时的施政水平。他能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熟于胸,往往在理解上与那些宿儒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看不起那些专门咬文嚼字的腐儒。有一次科考,主考官出了“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后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如此题目显然“识量狭隘”,是老生常谈的试题,接着雍正亲自大篇幅阐述了儒家典籍的一些新观点。大学士张廷玉对雍正的见地表示非常佩服:“皇上学宗洙泗,治协唐虞,内圣外王,万殊一本,圣训精微,臣等不胜钦佩。”

雍正往往能够将一些理论用于对臣下的管理和教育,在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上批示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宏阔,志虑精白,不屑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朱批谕旨》)

雍正才思敏捷,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写了近千万字的批示,这种工作量,为历代皇帝中罕有,同时也说明了他勤政的一个佐证。他的朱批少则几个字,多则上千言,往往是一挥而就。通过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以看到他书写整洁,文字流畅,偶尔有口语,很少涂抹。他很自负书法造诣,有时在臣下的批折上戏称:“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灯下写的笑话字了”。

雍正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水平,曾亲自写了一副康熙的景陵碑匾,又命两个亲王和一个擅长书法的翰林,各写一副,然后召集群臣评判,并颇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非欲自耀己长。”

在才能的支撑下,雍正是自信的,他也经常把自己同其父康熙进行比较,也颇为谦虚说事事不如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上是其最大长处。在登基的第五年,他还在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雍正朝起居注》)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对雍正的才情给予了热情赞誉:“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清室外纪》)

雍正皇帝像
图注:雍正皇帝像

在综合素质上来看,雍正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骑射武功,他对此不无遗憾地说:“皇考六十年来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无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则待朕勉励于他日……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不及皇考矣。”(《世宗实录》)

对于康熙二十年代后期的北狩,训练八旗将士,雍正却一次没能进行,“皇考慎重武备,每岁举行边塞校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举一行”,但是深知“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为此他派怡亲王、庄亲王和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众皇子代表他前去进行。雍正用文书时时与他们互动,并对他们说:“尔等若能令朕垂涎欲得,则尔等方为一群强壮男儿,发奋向前。”雍正本人清瘦,很是羡慕体形肥硕高大者,所以更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活动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雍正的综合修养为清代皇帝上乘,其勤政的力度也均为前列,如同一台机器高负荷运转,同时为历史留下了一面放大镜。

【黑龙江省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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