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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冷落过前来投奔的李鸿章吗

作者:眭达明 来源:文史天地 版权所有: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19-07-08 11:04:09 阅读  1781

在晚清政坛上,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知名度极高的人物。这两个影响了近代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军政重臣,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师生和主宾关系,都靠军功起家,最后都封侯拜“相”(清代没有宰相。曾国藩和李鸿章只做过大学士,虽俗称宰相,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笔者注),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一般读者不一定能完全搞清,有的甚至长期以讹传讹。本文试图澄清的这个事实,就属此类。

冷落说源自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清稗类钞》等不少清代野史笔记,写到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离开安徽战场,到江西建昌(今江西省南城县)投奔曾国藩大营时,开头并没有受到曾国藩热情接纳,相反却被冷落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这一轶闻有一个共同出处,就是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李鸿章
图注:李鸿章

久之,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祎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

那意思是说:李鸿章到江西投奔曾国藩后,曾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又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肯定会得到他的欣然接纳。可在客栈住下之后,左等右等,就是看不到有何动静,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李鸿章见面。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曾幕幕友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曾国藩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托早在曾幕工作的丁未科同科进士陈鼐前往曾国藩那儿打探消息,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出于对“同年(同科进士的俗称)”好友的关心,陈鼐于是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锻炼。”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拿腔作调说:“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咱们这个小地方,就像条小水沟一样,哪里容得下他这条大船?为何不回京供职呢?”陈鼐又说:“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是当年那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他一下呢?”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

薛福成既是“曾门四弟子”之一,又是曾国藩的衣钵传人,同治四年(1865年)以后直至曾国藩去世,一直在曾国藩幕府工作,是曾国藩晚年心腹幕僚。曾国藩去世三年后,又转到李鸿章幕府工作了九年,《庸庵笔记》则是薛福成的名著,所以他的这一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至今仍为许多文章和书籍所引用。

李鸿章被冷落不是事实

薛福成记下这一轶闻,无非想说明曾国藩考察历练人才的方式方法与众不同,非常独特。但笔者必须严肃指出的是,曾国藩差不多一个月不见李鸿章的故事虽然引人入胜,读来兴味盎然,但绝对不是事实。不信请看《曾国藩全集》中的白纸黑字记载。

薛福成
图注:薛福成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日记写道:“闻李少荃已过广信(今江西省上饶地区),即日将来营会晤,为之欣喜。”

三天后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瀚章代曾国藩起草的《加沈葆桢片》中,又这样写道:“意城(郭崑焘)于今日回湘,此缄筱泉(李瀚章)所代作也。计少荃(李鸿章)、次青(李元度)、仙屏(许振祎)三人皆于年内可到。国藩目花而手钝,不得诸君则事不能了,故常以不得帮手为虑耳。”

再过十天的十二月初八日,曾国藩写给彭玉麟的信中又说:“筱泉之弟日内可至营。”所谓“日内”,当然是近日或这几天的意思。

十二月初十日的曾国藩日记果然写道:“申正(下午四时)归,李少荃来久谈。夜改折毕,阅各处文件。与少荃、壬秋(王闿运)谈至三更。”

另据曾国藩日记记载,十二月初十日午初,曾国藩到建昌城内程氏家庙阅看碑文,南城县王知县留曾国藩吃过中饭后回营。曾国藩一回来,不仅马上与李鸿章见面并久谈,而且晚上改完奏折和阅毕各处文件后,还与李鸿章和王闿运谈话至深夜。

李鸿章在建昌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是十二月初十日下午四时,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到了后过了多长时间才见到曾国藩呢?

综合分析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李鸿章到达建昌的时间应是十二月初十日午后。他在客栈顶多等了曾国藩三四个小时。

除了十二月初十日的曾国藩日记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澄、沅、季三位老弟信中,曾国藩也说“李小泉(即李筱泉)之弟少荃于初十来营”。

由此可见,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大营后,不仅没有被长久冷落,而且当天就与曾国藩见了两次面,并分别做了长时间交谈。

另外正如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日记和十一月二十八日《加沈葆桢片》所写,“常以不得帮手为虑”的曾国藩不但不会长久冷落李鸿章,而且热切盼望他到来。

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写给李瀚章的信中,也明确流露了这层意思:“少泉(荃)弟肯来佽助,望即迅速命驾。”

对于李鸿章的到来,曾国藩为什么那么高兴?一是李鸿章是个既能文又能武的人,对于复出不久身边缺少人手帮忙的曾国藩来说,这样的人才当然求之不得。二是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三是当时曾国藩幕府文秘人员特别紧缺,只有一个天天吵着要回湖南的郭崑焘在身边帮忙,以致十一月二十八日郭崑焘回湘后,曾国藩不得不临时抓差,让来营商谈工作的李瀚章帮忙代写私人书信。

曾国藩
图注:曾国藩

正愁没有帮手可用的曾国藩,怎么会拒见并长期闲置前来投靠的李鸿章?正因如此,所以十二月初十日下午曾国藩从建昌城中回到大营后,第一件事就是与李鸿章见面交谈,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读过《曾国藩全集·书信》还知道,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并非冒昧而来,而是有约在先。

咸丰八年十月初一日,曾国藩写给李鸿章同科进士兼好友郭嵩焘的信中,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筱泉家被贼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内亦即来营。少泉(荃)亦约来此一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古人不余诬也。”

事先既有约定,李鸿章到了建昌后,曾国藩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冷落他?

陈鼐不可能为李鸿章当说客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也可证明《庸庵笔记》记载的这条轶闻不值得采信。

据曾国藩日记和书信记载,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确实写信诚邀陈鼐来营相助,但当年十二月初二日,曾国藩即接到在京工作的郭嵩焘来信,告诉他陈鼐“不能来此”。

郭嵩焘
图注:郭嵩焘

直到第二年六月,曾国藩接到郭嵩焘五月底写来的信件,才知道陈鼐已经出京。七月,曾国藩带兵入川经过南昌时又得到确切消息,陈鼐已经回到故里溧阳,他才于八月初六日派一位姓朱的侍从护卫前往江苏接陈鼐来营,并寄去路费一百两银子,李鸿章也派了一个家丁同去。当年十一月十九日,陈鼐来到曾国藩身边,在幕府供职。

陈鼐进入曾国藩幕府不仅比李鸿章晚了将近一年,而且李鸿章派了专人去江苏接他,怎么能够反过来为李鸿章当说客呢?再说陈鼐当时即使在曾国藩幕府,也轮不到他当说客,因为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就在建昌,直到十二月十六日才回江西省城,由他出面疏通关系岂不更方便?

另两位“在文正幕府者”也各有情况

当时不仅陈鼐不在曾国藩幕府,而且《庸庵笔记》写到的另两位“在文正幕府者”,也各有各的情况。

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复出后,许振祎确于七月十五日奉召赶到江西湖口与曾国藩相会并管书启,但九月十六日即接到父病速归家信,第二天不得不冒雨赶回江西奉新家中,直到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回来上班。如果真如《庸庵笔记》所写,李鸿章是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之前一个月到了江西建昌,那么当时许振祎并不在曾国藩幕府。

程桓生的情况更加特殊。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程桓生虽然加入了曾国藩幕府,负责草拟咨、札、函、奏等件,但后来一直出外治军,直到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初三日才奉召从安徽过来,重入曾国藩幕府担任旧职。所以咸丰八年十二月李鸿章前来投奔曾国藩时,程桓生不可能是“在文正幕府者”。

所有这些都能在《曾国藩全集》中找到确凿记载,也能旁证《庸庵笔记》记载的这条轶闻确属子虚乌有。

曾国藩确实整治和“敲打”过李鸿章

薛福成不仅十分熟悉曾、李交往的历史,而且是个落笔比较严谨的作家,既然如此,《庸庵笔记》怎么会出现这一明显笔误?笔者虽然无法揣测其原因,但也怀疑此事与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之初,曾经受到过整治和“敲打”有关。

曾国藩之所以要整治和“敲打”李鸿章,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但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才变成可用大材,就必须打掉他身上的傲气,整治他的散漫作风,让他变得更加成熟,从此养成沉稳内敛的性格脾气和严谨求实的办事作风。

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历来颇有规律,一直秉承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原则,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僚们步调一致。

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进曾国藩幕府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会儿。有一天,他便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

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就不开饭。他想利用共进早餐时间与幕僚们谈经论史,商量工作,既可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进了解,融洽同事感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培养团队的严明纪律和整体观念。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催李鸿章起床,非要李鸿章起来吃饭不可。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踉踉跄跄赶到饭厅。

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不说一个字,放下筷子后,才表情严肃地教训李鸿章:“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番批评和“敲打”,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的“不诚实”缺点,可以说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真是话不多却语重心长,言不重却芒刺在背。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李鸿章哪里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

从此以后,李鸿章自觉以曾国藩为榜样,对自己严格要求,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

多年后回忆往事时,对于以前在曾国藩幕府受过的整治和“敲打”,李鸿章仍然刻骨铭心:“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言犹未尽,又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尾尾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正因为曾国藩曾经整治和“敲打”过李鸿章,李鸿章身上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毛病,而《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又是写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六年(1890年)之间(即文中提到的许振祎担任江宁布政使期间),不仅时间上过去了三十年左右,而且薛福成并不是此事的亲历者,所以他要么凭想象行文,要么转述别人叙说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之下,作品内容出现严重失实,也就毫不奇怪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是极不严谨也不应该的。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56期

责任编辑/姚胜祥

【作家,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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